顺德大部制改革的利弊(10张珍贵照片)

广东加快数字政府改革建设,再造便民利企服务流程。据介绍,通过“粤省事”小程序,可精简申请材料提交量45%以上,减少事项跑动次数50%以上。图为广东公安将110项政务服务上线“粤省事”小程序,涵盖了出入境、治安、交管、监所等领域。

南方日报记者 张梓望 摄

编者按

今年10月,总时隔6年再赴广东视察调研,发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。改革开放40年来,在党的坚强领导下,广东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,勇于开拓创新、敢为人先。广东40年的沧桑巨变,彰显出改革开放的强大伟力。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,没有完成时。

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,广东围绕建设“两个重要窗口”的总目标和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总任务,坚定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下去,向更深更广的领域不断开拓,不断提高水平。

今日起,南方日报将推出“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”大型综述报道,分为首创、行进、变迁、印记、人物五个系列,全面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在全面深化改革、扩大对外开放上取得的经验成果,从而激发前行力量,担当时代使命。敬请垂注。

回眸广东改革开放的征程,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探索挥洒了其中浓墨重彩的一页——

改革开放以来,广东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,除了率先开展国企产权改革等创新,还同时开展了行政体制改革,提升政府行政效能。其中,顺德先行先试,开展了全国最早的大部制改革,为广东乃至全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“样本”。

近年来,广东积极探索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,涌现出了惠州龙门县“四民主工作法”、中山南头镇农村网络等鲜活典型。

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、车之两轮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,广东率先提出并探索“依法治省”,法治建设亮点迭出,在许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,成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“助推器”、社会和谐稳定的“稳定器”,让法治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。

……

这些鲜活经验都是广东敢为人先、能为人先的体现。面对新的使命任务,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、先行地、实验区,广东要用好全面深化改革这个“关键一招”,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、党的建设、依法治省等重点领域关键节点的工作,观照全局、勇于实践,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在新起点上续写新篇章。

●南方日报记者 王聪(除署名外)

深化行政体制改革

在全国率先试行大部制改革

出门忘带羊城通怎么办?住房公积金余额还有多少?……今年5月,广东推出全国首个集成民生服务小程序“粤省事”,市民实名注册后,即可通办所有上线民生服务。

“广东加快数字政府改革建设,推动政务数据资源共享,重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,再造便民利企服务流程。”省政府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表示,通过“粤省事”小程序,可精简申请材料提交量45%以上,减少事项跑动次数50%以上。这是广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新举措之一。

时光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,彼时,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,原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,行政体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。

先迈出这一步的是广东顺德。据《先行者的30年——追寻中国改革的顺德足迹》所载,1992年,视察顺德时曾指出:“思想要再解放一点,胆子要再大一点,步子要再快一点。”同志的重要讲话给了顺德全新启迪和巨大鼓舞。同年3月,顺德撤县建市,并被广东省确立为综合改革实验市。

当时的顺德有56个党政机构、100多个“子孙机构”,在其重点工程容奇港筹建时,曾发生过一名项目负责人“一下午盖了32个公章”的故事,由此可见改革的急迫。于是,1992年5月到1993年3月,顺德将全市56个党政机构精简至29个,其中政府部门为23个。通过这次“拆庙搬神”的改革,顺德初步实现了“计划经济政府向市场经济政府”的转型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张志坚曾评价,顺德是我国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者,对推进县级乃至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十多年后,顺德在2009年与深圳一起,分别率先在全国开展县级与地市级政府的大部制改革。这一次,顺德减少了近2/3的党政机构,随后顺德又在全国率先启动简政强镇改革,让十个镇(街)获得了县级管理权限,改变过去“小马拉大车”的情况;深圳的大部制改革力度为全国大城市之最,其大市场、大食品、大交通等体制改革在全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。

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政府行政效能、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,其中,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项重点工作,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,全面提升体制竞争力。

这一次走在全国前列的是深圳。1998年8月,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各部门审批制度改革方案,改革后,政府部门原有的审批事项由737项减为310项,原有的核准事项由371项改为321项,其中审批事项的减幅高达57.8%。“我切身体会到深圳行政制度改革速度之快、幅度之大,令人惊叹。”时任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宏观体制处处长的王慧农曾回忆说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,现代网络科技实现大发展,广东政务也积极“拥抱”互联网,推动公共服务网络化,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。

本世纪初,全国乡镇财政管理还没有规范的制度。2001年4月,佛山南海市西樵区推出财政结算中心管理系统,在全国首创乡镇财政管理信息化模式,随后被全省推广。几乎在同一时期,东莞率先探索农村财会电算化和农村会计委派制,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的农村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。

与佛山政务电子化相呼应的是中山,2004年,该市通过建设“中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在线”,成为全国首个探索全部审批项目上网的地级市。如此一来,原来需要申请人来回跑三四趟,起码用7天时间才能批出来的事项,“上网”后平均两天就能办结,行政效率大大提升。

实际上,广东政府职能转变的探索还可以追溯到更早。1980年12月,广东省人民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,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体制改革领导机构。而在1987年,汕头在全国率先提出“24小时答复”的政务服务新形式,在国内开政府机关对企业服务承诺制先河。

加强党的领导

形成具有广东特色的党建经验

日前,记者走进中山市南头镇的农村网络党建示范基地,在网络党总支部活动室里,看到了投影仪和各种视频设备。近段时间以来,依靠网络,南头镇深入传达学习总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。2012年,正是在这里,全国首个农村网络成立,利用信息化手段,网络打破时空限制,实现了党建的全覆盖。

类似农村网络的党建工作创新案例,广东还有很多。改革开放伊始,广东敢于“第一个吃螃蟹”,也面对各种非议和指责,但广东不与其正面争论,而是以大胆的实践创新来证明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和正确性。在此过程中,广东在全国首创或率先推行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党建举措。

“基础不牢,地动山摇”,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,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抓基层、打基础的工作。

今年64岁的严德和曾任惠州市小金口街道柏岗村20多年,说起当年小金口镇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联系村务工作责任制,他记忆犹新。“2000年,小金口镇在全国首创农村联系村务工作责任制,以小组为单位,以亲属为结合点,根据农村的能力和实际情况,分配他们挂钩联系3—5户农户,帮助联系户完成发展经济等村务工作。”他说,责任制推行当年,该镇7个会的集体经济年纯收入都超过100万元。

“用好‘四民’,办事就灵!”谈及惠州的基层党建工作,还要提到2005年龙门县在全国首创的“四民主工作法”,即民主提事、决策、管理、监督,2011年,它被写进《广东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意见》,正式向全省推广。龙门县马星村是一个突出例子,该村曾经发展落后,村务管理也差。“四民主工作法”试行仅仅一年多,该村便“脱胎换骨”,向和谐村、法治村、富裕村转变。

20世纪90年代,伴随着改革开放,广东的私营经济飞速发展,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为了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组织建设,1996年,广东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私营企业协会党委——广州市私营企业协会党委。与此同时,一些商会甚至跨国企业也纷纷探索建立党组织,其中,1995年深圳市总商会成立全国首个市级民营企业统管党委;2002年广州青年商会建立全国首个民间商会;2000年广州宝洁有限公司成立临时党委,成为全国首个跨国公司基层。

党风廉政制度建设,是党永葆青春活力、廉洁自律的法宝。广东各地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也探索出了很多有益经验,例如,2007年,肇庆市德庆县在全国率先创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信息公开平台,通过电视、网络、手机等载体,全面公开惠农政策、涉农收费、农村财务等重大事项,保障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,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

广东的实践证明,经济发展与党建相辅相成,一方面,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广东党组织的凝聚力更强,另一方面,党的建设事业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进步。

先行探索依法治省

广东成为地方

立法的试验田

改革开放先行先试,也必然会率先遭遇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。如何公正、公平、合理地处理这些纠纷和矛盾?广东较早意识到法治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,在全国率先提出“依法治省”。

先行探索依法治省的广东也成为“地方立法的试验田”——改革开放初期,广东的立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经济特区立法的先行先试。广东积极探索经济特区立法,明确以完善外商投资法治环境为特区立法的主要任务,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规。其中,1980年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》公布,标志着广东的经济特区正式成立;1981年出台的《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》第一次将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,率先在国内推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,成为全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催化剂。

1999年9月的广州,盛夏的暑热已渐渐退却,然而市民的情绪却因为一场听证会而持续高涨。原来,在9月9日,广东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就《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(修订草案)》首次公开举行立法听证会,这次“破天荒”的创举被誉为“立法民主化、公开化的一个里程碑”。时任省人大城建环资委主任委员的陈之泉曾回忆当时的场景:“当天会议厅坐满了来参加听证会的人士,现场可以用‘唇舌剑’来形容。”

改革开放以来,广东法治政府建设也是创举不断,涌现出多个全国“率先”。

拟任命的省政府领导干部需参加法律考试,这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1998年的创新,有利于确保依法行政管理。对于依法行政,早在2008年12月,深圳市已发布《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(试行)》,将法治政府建设的原则、纲要进行科学的分解和量化,在全国尚属首例,为全国其他各地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“深圳样本”。

“以前,蓝塘的群众凡遇到纠纷都喜欢找公社的主要领导解决。”时任河源市紫金县委常委兼蓝塘公社党委的黄煜祯回忆说,针对此种情况,他大胆建议设立一个以调解矛盾纠纷为主的部门,于是,1980年,中国第一个乡镇司法行政机构——蓝塘人民公社管委会司法办公室应运而生。广东类似的公正司法创新还有很多,例如,2009年,惠州探索村(居)委会聘任“法制副主任”制度,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和法治惠民找到了好抓手。

依法治省的探索也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。同样开风气之先的是,广东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村民自治、村官直选的具体规则,保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顺利进行,也保障了村民有序参与村务管理,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体制逐渐形成。

在广东法治建设的进程中,还有一件大事必须被提及,那就是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1989年成立全国第一个反贪污贿赂工作局。“反贪局的成立,激发了人民群众同贪污贿赂犯罪作斗争的热情。”时任省检察院研究室法制宣传科科长的李坤曾回忆说,“当时一位老干部在举报信中写道,‘我虽然离休了,但还是要为廉政建设做点事’。”

“这是一个让贪官冒冷汗的地方。”曾经有人这样形容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经济罪案举报中心。该中心在1988年成立,是全国第一家,其经验后被最高检向全国推广。另外,1987年成立的深圳市监察局是全国最早组建的地方监察机关;2013年颁布施行的《汕头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》,是全国首部预防腐败的特区法规。

广东依法治省,一直在路上。

今年10月,总视察广东时,提出了深化改革开放、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4个方面的重要要求,成为接下来广东推进各领域改革的根本遵循。

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,广东要继续发扬敢闯敢试、敢为人先的精神,以更宽广的视野、更高的政治站位前行探路,摸索出更多有益经验,为改革开放巨轮乘风破浪保驾护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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