敦煌莫高窟，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东西方文化交融折射的艺术明珠。莫高窟开凿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，前临宕泉，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。南北全长1680米，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，分布于高15～30多米高的断崖上，上下分布1～4层不等。石窟分为南、北两区。南区是礼佛活动的场所，各个朝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，彩塑2400多身，壁画4.5万多平方米，唐宋时代木构窟檐5座，还有民国初重修的作为莫高窟标志的九层楼。莲花柱石和舍利塔20余座，铺地花砖2万多块。北区有243个洞窟（另有5个洞窟已编入北区492号中），是僧侣修行、居住、瘗埋的场所，内有修行和生活设施土炕、灶坑、烟道、壁龛、灯台等，但多无彩塑和壁画。
从中华民族文化的角度去看莫高窟的多元文化，浑厚的中国神话文学，仍然是其主要脉络。在开凿石窟时，中国神话文学已流入西域与河西走廊达数千年之久，西方绘画、建筑、音乐等艺术，也相继流入西域，所以敦煌莫高窟的文化艺术，实为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高度艺术。在第249窟，窟顶的壁画内容非常丰富，西坡画阿修罗，四目四臂，手托日月，裸身立于大海之中，水不过膝，身后是须弥山忉利天宫，两侧有雷公、电母、风神、雨师、乌获、朱雀、羽人；东坡是二力士捧摩尼宝珠，两侧是飞天、朱雀，下有胡人与乌获百戏，及龟蛇相交的玄武和九首人面兽身的开明；南坡画道教题材的西王母，乘凤辇浩浩荡荡地巡游天列，下方有狂奔的野牛、黄羊和虎；北坡画道教题材的东王公，乘四龙车，下方绘山林、黄羊等。壁画突破了佛经的束缚，融入了道教的内容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的典型反映。
人类的历史，是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历史，是人类生活、生存的文化记录。而艺术正是在这些历史的土壤中孕育、生长和开放的鲜花。早在远古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在为生存而劳作、奋斗的同时，就产生了离开大地、飞翔天宇的幻想。《山海经》中昆仑开明神兽与昆仑山西王母是这些文化艺术的历史根系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的例子“御风而行”，自由逍遥；《太平御览》中有“飞行云中，神化轻举，以为天仙，亦云飞仙”的记载。马王堆楚墓出土的《人物龙凤帛画》《人物御龙帛画》都描绘了神仙羽人，在彩云中奔腾飞翔。后来的汉画像石中也产生了大量的人与动物飞翔的图形，它们对敦煌飞天艺术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那流传极广的民间神话传说“嫦娥奔月”，飞得是多么浪漫、多么美丽！类似嫦娥的形象也出现在其他的神话故事中。“洛神”“麻姑献寿”“天女散花”等女性形象，也多采用飞天的造型，塑造出各种轻盈飘逸、巾带凌空的模式。这些文化艺术的产生，较多地受到上古时代图腾崇拜中的太阳神与西王母文化的影响。
尽管当时先民们的生活、劳作环境条件是极其艰苦的，然而，他们并未被原始的生产状态所局限。先民们在人类生产力刚起步的情况下，就渴望离开大地的束缚，到无限广阔的天空中遨游。这种驾驭太空、征服自然的理想，表现了人对主体精神的高度肯定。这种理想主义的幻想，在当时强烈地鼓舞、激励着先民们进行奋斗，给他们以抚慰和愉悦，并且代代承传下来，积淀在文化传统的深层，成为一种激励与愉悦人们的精神力量。这种理想，存活在人们的幻想里，进入文学艺术界，成为历久常新的题材。
当佛教造型艺术传来中国时，西王母早已是飞升天界的神圣形象，自然而然地成为飞翔天宇的艺术畅想形象。作为佛教美术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，佛教飞天的宗教性内涵我们无可否认，然而它在完成宗教美术功能的同时，又满足着人们对超越尘世的理想境界的追求，又成功地把人对主体性的肯定、张扬变为可以观赏的图形。所以说，飞天艺术是浪漫主义的艺术，理想主义的颂歌，是古代人们善良、美好理想憧憬的进一步飞腾与升华。飞天艺术能流传至今，倍受人们的喜爱，其中包涵着许多美好的寓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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