敦煌莫高窟,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东西方文化交融折射的艺术明珠。莫高窟开凿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,前临宕泉,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。南北全长1680米,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,分布于高15~30多米高的断崖上,上下分布1~4层不等。石窟分为南、北两区。南区是礼佛活动的场所,各个朝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,彩塑2400多身,壁画4.5万多平方米,唐宋时代木构窟檐5座,还有民国初重修的作为莫高窟标志的九层楼。莲花柱石和舍利塔20余座,铺地花砖2万多块。北区有243个洞窟(另有5个洞窟已编入北区492号中),是僧侣修行、居住、瘗埋的场所,内有修行和生活设施土炕、灶坑、烟道、壁龛、灯台等,但多无彩塑和壁画。
从中华民族文化的角度去看莫高窟的多元文化,浑厚的中国神话文学,仍然是其主要脉络。在开凿石窟时,中国神话文学已流入西域与河西走廊达数千年之久,西方绘画、建筑、音乐等艺术,也相继流入西域,所以敦煌莫高窟的文化艺术,实为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高度艺术。在第249窟,窟顶的壁画内容非常丰富,西坡画阿修罗,四目四臂,手托日月,裸身立于大海之中,水不过膝,身后是须弥山忉利天宫,两侧有雷公、电母、风神、雨师、乌获、朱雀、羽人;东坡是二力士捧摩尼宝珠,两侧是飞天、朱雀,下有胡人与乌获百戏,及龟蛇相交的玄武和九首人面兽身的开明;南坡画道教题材的西王母,乘凤辇浩浩荡荡地巡游天列,下方有狂奔的野牛、黄羊和虎;北坡画道教题材的东王公,乘四龙车,下方绘山林、黄羊等。壁画突破了佛经的束缚,融入了道教的内容,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的典型反映。
人类的历史,是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历史,是人类生活、生存的文化记录。而艺术正是在这些历史的土壤中孕育、生长和开放的鲜花。早在远古时代,我们的祖先在为生存而劳作、奋斗的同时,就产生了离开大地、飞翔天宇的幻想。《山海经》中昆仑开明神兽与昆仑山西王母是这些文化艺术的历史根系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的例子“御风而行”,自由逍遥;《太平御览》中有“飞行云中,神化轻举,以为天仙,亦云飞仙”的记载。马王堆楚墓出土的《人物龙凤帛画》《人物御龙帛画》都描绘了神仙羽人,在彩云中奔腾飞翔。后来的汉画像石中也产生了大量的人与动物飞翔的图形,它们对敦煌飞天艺术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那流传极广的民间神话传说“嫦娥奔月”,飞得是多么浪漫、多么美丽!类似嫦娥的形象也出现在其他的神话故事中。“洛神”“麻姑献寿”“天女散花”等女性形象,也多采用飞天的造型,塑造出各种轻盈飘逸、巾带凌空的模式。这些文化艺术的产生,较多地受到上古时代图腾崇拜中的太阳神与西王母文化的影响。
尽管当时先民们的生活、劳作环境条件是极其艰苦的,然而,他们并未被原始的生产状态所局限。先民们在人类生产力刚起步的情况下,就渴望离开大地的束缚,到无限广阔的天空中遨游。这种驾驭太空、征服自然的理想,表现了人对主体精神的高度肯定。这种理想主义的幻想,在当时强烈地鼓舞、激励着先民们进行奋斗,给他们以抚慰和愉悦,并且代代承传下来,积淀在文化传统的深层,成为一种激励与愉悦人们的精神力量。这种理想,存活在人们的幻想里,进入文学艺术界,成为历久常新的题材。
当佛教造型艺术传来中国时,西王母早已是飞升天界的神圣形象,自然而然地成为飞翔天宇的艺术畅想形象。作为佛教美术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,佛教飞天的宗教性内涵我们无可否认,然而它在完成宗教美术功能的同时,又满足着人们对超越尘世的理想境界的追求,又成功地把人对主体性的肯定、张扬变为可以观赏的图形。所以说,飞天艺术是浪漫主义的艺术,理想主义的颂歌,是古代人们善良、美好理想憧憬的进一步飞腾与升华。飞天艺术能流传至今,倍受人们的喜爱,其中包涵着许多美好的寓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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